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的国家，茶文化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。关于中国茶的起源说法较多，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唐代陆羽在《茶经》中的阐述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闻于鲁周公。”清初学者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提到“自秦人取蜀之后，始有茗饮之事”，北宋欧阳修在《集古录跋尾》中有“茶之见前史，盖自魏晋以来有之”一说等等，这些记载从茶源、茶饮等方面反映了中国茶的悠久历史。
茶与人共存于自然之中，中华先民对茶的认知与使用，反映出对人与自然、茶与身心关系的深刻认识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“茶味苦，饮之使人益思、少卧、轻身、明目”，唐末五代毛文锡的《茶谱》记载了四川蒙顶茶具有返老还童的功效，清代陈元龙编纂的《格致镜源》中记载“神农尝百草，一日而遇七十毒，得茶以解之”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“茶为万病之药”“茶能养生”“茶可解毒”等文化性表述，强调了茶在现实生活中的功效，也体现出茶与人的身心健康紧密的关联性。
两汉三国时期，人们对茶叶的功效便有了初步认知，《三国志》《吴兴记》《吴普本草》等文献对于茶叶及茶文化有记载。文献表明，当时人们形成了茶“久服安心益气”“耐老耐饥寒”等相关认识。在此背景下，茶的更多功效和意蕴受到重视，进而推动饮茶习俗和茶文化的形成和传播。
两晋时期，茶文化得以孕育和萌发。最初在我国南方地区，茶作为饮品在上层社会较为流行。随着南北官员流动，饮茶习俗逐渐北传。彼时，茶还被赋予廉洁、朴素、淡泊等人格理念，文学作品开始以茶为重要意象，佛、道、儒三家文化中也逐步融入了茶元素。
南北朝时期，茶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。这一时期，由于朝代更迭频繁，人口流动量增大，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得以进一步互鉴融通，为饮茶之风的盛行和茶文化的不断发展创造了条件。相较之下，南方地区的饮茶现象依然更为普遍，《坤元录》《吴兴记》《夷陵图经》《茶陵图经》《永嘉图经》等相关文献记载丰富。此外，还有许多关于制茶和饮茶的记载，《茶经》说，“采不时，造不精”；南朝沈怀远《南越志》说“茗苦涩”。《广雅》曰“捣末置瓷器中，以汤浇覆之”，《广志》曰“以膏煎之”。
唐代是茶文化的兴盛阶段，社会上制茶、饮茶普及程度日甚。人们对茶叶的开发程度加强，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，粗茶、散茶、末茶、饼茶等多种茶叶制作保存形态相应出现，《茶经》中就记载有“粗、散、末、饼者”。这一时期，茶的蒸焙、煎煮等技术愈发成熟，主要程序包括：备器、选水、取火、候汤、炙茶、碾茶、罗茶、煎茶、酌茶等。饮茶配套器具日臻完备，审美形态逐步形成。
与此同时，茶学著作不断涌现，比如皎然的《茶诀》、斐汶的《茶述》、张又新的《煎茶水记》、温庭筠的《采茶录》等，陆羽的《茶经》便是这一时期划时代的茶学专著，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。
明代王象晋的《群芳谱·茶谱小序》记载，茶“兴于唐，盛于宋，始为世重矣”。宋代是茶文化的鼎盛时期，茶在社会各个阶层普及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。茶叶种植、采制、加工各环节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，精细化和技术化程度大为提高。
宋代，“点茶”（古代沏茶方法之一）盛行，从器、水、火的选择到茶汤效果的呈现，以及煎茶人、饮茶人身心的投入与对艺术审美的凸显，都体现出当时茶文化的特色。有着深重釉色碗壁的建窑盏等茶具，以色泽对比突显茶汤之白，深受大众喜爱，极大推进了宋代陶瓷业发展。精美奢华的贡茶也是宋代茶文化盛行的一个标志。宋代北苑官焙贡茶负有盛名，从采摘鲜叶、拣择茶叶、洗涤茶叶、蒸茶、榨茶、研茶、制饼到焙茶等各个环节都精益求精。
在主流饮茶方式点茶的带动下，宋代时茶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，与茶相关的习俗或观念，比如茶与婚姻礼仪、茶与养生关系等日趋丰富，同时茶也进一步成为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，与茶相关的诗词、书画十分兴盛，构成文人士大夫诗书生活与闲适情志的重要标签。同时，宋代茶学著作空前繁荣，目前可考证的宋代茶书达到30部，远超唐五代时期的14部。而以贡茶、赐茶、茶马贸易活动为代表，宋代时茶的政治属性也得以强化，茶叶成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区密切联系的媒介，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。
元明清时期，茶文化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对饮茶艺术性的追求和进一步大众化上，特别是明代贡茶方式的变革极大促进了饮茶文化的普及，冲泡法的流行大大强化了茶文化的群众属性，大众化成为主流，绵延传承。
